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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心静气做学问——季羡林的治学精神
来源:信息科 ??发布时间:2018-12-17??点击次数:

主讲人简介:

  蔡德贵,着名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季羡林。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2008年经季羡林先生选定,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一直从事季羡林先生口述历史的记录和整理工作。其学术着作主要有:《十大思想家》(合着)、《秦汉齐学》(合着)、《阿拉伯哲学史》《沙漠里的沉思——阿拉伯人的哲学与宗教》《季羡林传》等;参着的有:《春秋哲学》《山东古代思想家》《孔子文化大典》《人学大词典》《价值学大词典》《东方哲学史》《现代东方哲学》《世界人学史》《中国儒学年鉴》等。

编者的话:

  着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执教长达半个多世纪。他早年留学国外,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等多种语言和文字,并翻译了大量作品。其中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等方面有很大的建树,他翻译的《弥勒会见记》《沙恭达罗》《罗摩衍那》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他一生经历了各种喧嚣干扰,但始终能沉心静气地做学问,成为一代大师。他的经历和精神对年轻一代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意义。本期讲坛邀请蔡德贵教授讲述季羡林的治学精神。

?? “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

??? 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受到“文革”影响,我们仅在校学习8个多月,虽然只是8个多月,但我们成为了季羡林先生广义上的学生。说是广义上的学生,是因为据统计,季先生在2009年7月11日去世之前,大概有6000多名学生,这就是广义的,而真正继承其学术思想、专业学科的学生并不是很多。

  学界对季羡林先生的评价各不相同。着名学者胡适晚年对其同仁说过这样的话:“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具体怎么样?胡适没有说。着名国学家饶宗颐却谈到了具体的,他曾在我的《季羡林传·序》中说:“我所认识的季先生,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4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饶宗颐先生说季羡林先生做学问做到竭泽而渔。何谓竭泽而渔呢?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抓住一个问题不放。

  季羡林先生曾经亲笔给一个朋友题了一幅字,他这样写道:“做学问必须能随时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绝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做学问必须有勇气有耐性看准了一个问题就要勇往直前,衣带渐宽终不悔,不捣黄龙绝不罢休。”只有这样才能真有成就;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做学问就是两个字:一个勤,一个苦。抓住这两个字,学问才能够做好。这是季先生对治学提出的基本思路。

  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经历,也是他实现竭泽而渔治学精神的过程。

356bet虚拟足球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在贫困地区山东清平县(今临清市)官庄村的一个破落农户之家。祖父季老苔在季羡林出生时已经去世,父亲季嗣廉一代兄弟3人,二弟季嗣诚,三弟因为父母双亡,被送人改姓了刁。父亲和叔叔也孤苦伶仃,只得寄人篱下,很难填饱肚子。为了找活路,兄弟俩到济南闯荡。季嗣诚好歹在济南立住脚,留下来了,季嗣廉则回老家侍弄祖上留下的几亩地。可季羡林的叔叔后来在济南失了业,只得流落到关东。他用身上仅剩下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头奖,一下子得了几千两银子,季家成了暴发户。父亲季嗣廉就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还盖了大房子,耀武扬威,没有砖,便高价买别人拆房子的砖。叔叔又回到济南,在黄河河务局找到了一个职员的位子。父亲在家里仗义施财,大出风头。他到外村去赶集,经常请全席棚的人喝酒吃饭,时间不长,60亩水田又被卖掉,新房也被拆掉,卖了砖瓦,季家又成了破落户。到季羡林记事时,家里已一贫如洗。所以,在济南的叔叔回去探亲发现,如果季羡林在临清待下去,这一生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因此,季嗣诚就与季嗣廉商量,把季羡林过继到自己名下并带到济南。到了济南,生活颇见起色,但还是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原来,由于季嗣诚没有及时给年幼的季羡林种牛痘,季羡林得了天花,病了好几个月。虽然病治好了,但落了一脸麻子。因此,小小年纪的季羡林走到哪里都不愿抬头,自卑感甚重,也因此不愿念书,经常逃学,整天玩耍。小学毕业,他上了正谊中学。上初中的日子,也是自在逍遥。叔叔不仅让他学习古文,还学习英语的要求也一再使他感到没有新意,而正谊中学的正式课程,有国文、英语、数、理、生、地,国文教的是《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作文全用文言写作;英语教《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他没怎么用功,也对付过去了;其余时间,便是读了大量旧小说,《三国演义》《说唐》《说岳》《红楼梦》《西厢记》等。

  正谊中学毕业后,季羡林在这里又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由于山大校长王寿彭作为前清状元提倡读经,附中也开设《书经》和《易经》,两位经学老师,上课不用带书,连注疏都背得滚瓜烂熟。国文老师王崑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季羡林的作文得到了“亦简劲,亦畅达”的批语,使他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读《韩昌黎集》《柳宗元集》、欧阳修文集及三苏文集。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季羡林得了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超过95分,王寿彭亲自题写了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王寿彭是着名书家,能屈尊为一个高一学生题字,足见季羡林的成绩让他吃惊了。从此,季羡林的学习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连续两年四学期,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在山大附中威名大震。此后,季羡林回忆起这段生活,总是说: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山大附中开始的。

??? 遇恩师,习德文

  正在季羡林兴高采烈准备进一步地完成高中的第三个学年学习计划时,日本出兵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不久山大附中关了门,山大迁往青岛。1929年,由山大附中等校改建的济南高中成立,季羡林转入该校,成为一级学生。

  在这里,季羡林遇到了这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恩师。一位是着名作家胡也频先生,其夫人是现代着名作家丁玲。胡也频教的是《现代文艺的使命》这门课,让季羡林受益无穷。

  另一位恩师是董秋芳,是当时季羡林的国文老师。董秋芳是浙江绍兴人,翻译了俄罗斯的许多文学作品,他还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他学识渊博、根基深厚。董老师布置作文常常不出题目,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4个大字,让学生充分享有绝对的写作自由,季羡林就利用这种自由,改用白话写作文,其才华得到了施展。他写了一篇《回家奔丧》,讲的是他父亲去世后的感想,董老师赞誉这篇作文感情真挚。他借机将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几乎读了一遍。从此,季羡林开始了长达近70年的写作生涯,这一年,他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文明人的公理》等三篇文章,署名希逋。他改写白话文,也不再读经学课程,但却不放松学习古籍,又广泛涉猎了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人的作品,这为他以后的广积博发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这一年的两个学期,他又得了两个甲等第一名,加上在山大附中得的4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冠”,这为他的升学考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大的考题难而奇特,国文作文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英文则更奇特,汉译英的内容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对这两个难啃的核桃,季羡林因为基础扎实,都从容对付过来了,对甚至突然决定的加试英文听写,也应付自如。他考取了两所名牌大学,最后因为出国机会多而选了清华,专业是西洋文学系的德文专业。

  4年的大学生活,让季羡林受益无穷的不是正课,而是三门选修课。

  第一门选修课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季羡林先生曾回忆说,朱先生当时是一位年轻的教师,上课从来不敢看学生,而是看着天花板。就是这样一位看着天花板的老师把西洋的文艺心理学讲得头头是道,让学生佩服。

  第二门选修课是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也是对季羡林先生影响最大的一门课。一个学期陈先生给学生讲的也只有一部书,那就是中国禅宗的《坛经》。陈先生的教学很有特点,他喜欢在黑板上先把他掌握的资料一条一条写完,写完后再条分屡析,季羡林先生从这种考据学的方法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也正是因为这种方法,使季羡林先生对佛教的研究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就向陈先生提议,能不能跟他学梵文、巴利文等,就是原始佛典的语言,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陈寅恪没有开课。

  第三门选修课很有意思,当时教课的老师不是清华的而是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讲师,还是一位梳着“玛丽亚小卷”的教师,她就是冰心。当时众多学生去听她的课,可是一进教室,冰心就说,没有报名修此课的同学,下一次课请不要再来。结果季羡林等同学再也没敢去听冰心的课。

  清华大学毕业后,季羡林的工作找得并不顺利,最后回到济南高中教国文。他专修的是德文,教的却是国文,如履薄冰地教了一年,学生中有不少人比他年龄还要大,而且在家乡都念过私塾,对付这样的学生是很不容易的。第一年,季羡林是提心吊胆过的,他生怕自己的饭碗会丢掉。正在这个时候,命运之神又悄悄向他招了手。他在清华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主持了一个中德交换研究生的项目,季羡林被选中。于是,24岁的季羡林借清华与德国交换留学生之机,远赴德国留学。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决定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学者,因为自己仍然面临着专业上的多种选择。

  在办理出国手续时,季羡林住在清华大学工字厅招待所,同屋住的一个清华校友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这位校友与他夜半联床,娓娓对谈,再三劝他到德国学保险。在多种选择面前,季羡林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最后他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除了学习梵文、巴利文外,还学习了俄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由于二战爆发,他滞留德国近11年,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精通了英语、德语、梵文、巴利文、吠陀语,熟知了法语、俄语,并成为中国唯一、世界也不多见的通晓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专家,在印度史、印度佛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学等多学科、多领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期间他用德文写成并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的几篇学术论文,奠定了他在国际印度学领域的权威地位,至今这些论文仍是该领域的重要文献,引用频率很高。

  1946年,经陈寅恪先生推荐,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聘请季羡林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新创办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那时他只有35岁。

 ??? 做学问的经验

  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五六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成为国际上着名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精通多种外文,着作等身,不仅为学界留下了丰厚的宝贵的学术资料,还为中国了解世界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窗口。追寻他的足迹,我想最重要的经验有三条:

  一是方向明确。季羡林先生引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宋晏殊《鹊踏枝》中的几句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说明。“望尽天涯路”是要选择方向。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就确定了毕生努力的方向。上世纪50年代由于中外关系的原因,必要的研究资料缺乏,但他的方向从未动摇过,他抱定“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的决心,坚持沿自己选择的方向走下去。甚至在“文革”的时候,也毫不动摇,利用看大门的机会,花费数年时间,将250万字的印度伟大史诗《罗摩衍那》译为中文,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二是持之以恒,毕生勤奋。季羡林先生还引用王国维提到的宋欧阳修《蝶恋花》的几句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说明人需恒久勤奋的道理,认为这是成功的关键。他认为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积累极其丰富的资料,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虽然会遇到层出不穷和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一定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允许有任何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允许徘徊犹豫,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收获成果。

  季羡林先生曾担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40年,期间还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等多种职务,虽然繁忙的行政工作和马不停蹄的社会活动经常让他感到筋疲力尽,但他对学术研究却从未有过丝毫的松懈,充分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他自己戏称时间的“边角废料”都充分利用起来了。他还说自己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争分夺秒,念念不忘,勤奋出灵感。鲁迅先生讲过一个笑话:江湖郎中叫卖治臭虫的妙方,一个人买下,却是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着,最里边的一张纸上写着两个字“勤捉”。季先生就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勤奋再勤奋。

  季先生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不管刮风下雨、天冷天热,从未间断。于是就有人问,你早晨4点起床,不困吗?他笑笑说,我是常人,怎么会不困呢?只是我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他又说:时间是个常数,它公平无私,对任何人都一样,就看你如何运用了。正如古人所云:“百年能几日,忍不惜光阴”。正是由于毕生勤奋,他才积稿盈室,着作等身。

  三是做学问的彻底性。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羡林先生受到德国提倡的“彻底性”的影响很大。学风异常地认真、细致、严谨,写文章要再三斟酌,尽量做到天衣无缝才去发表。

  他曾回忆,在哥廷根大学做毕业论文时,曾花了很长时间写绪论,可他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在这篇绪论前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了一个后括号,就是说,这篇绪论统统不能要,看上去面面俱到,但实际上毫无价值。这件事给季先生的刺激和启发很大,使他毕生受用不尽。季羡林先生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老师又要求他从头至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和报刊。他写毕业论文花了3年时间查阅书籍报刊资料,再重新借阅一遍,心里虽然很烦躁,但老师要求严格,他便硬着头皮,耐住性子去做,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资料重新核对一遍,避免发生任何一点错误。这篇毕业论文学术价值很高,引文准确无误,至今仍是印度学领域的权威着作。

  1947年,季羡林先生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发表了力作《浮屠与佛》,发未发之微,提出“佛陀”乃“佛”之加长,“佛”非“佛陀”之略称,使“佛”的出现早于“佛陀”这一史实得以澄清。43年之后的1990年,他又写成《再谈浮屠与佛》,靠多年积累的大量资料,解决了前文中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论证了浮屠、佛陀来自于大夏语,而“佛”则译自其他伊朗语族文字,以此证明佛教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国,用“浮屠”“佛陀”;另一条路线是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更正了前文中的“佛教直接入华说”。有了这样的彻底性,季羡林先生在写作的时候,掌握一条原则,绝不重复陈词滥调,没有新意的不写。他常说: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写一篇文章,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季先生一生留下的1000多万字的论着,论文长的一篇有10多万字,短的只有几百字,还有散文、序、跋,篇篇没有类似之处,新论新意迭出。他的一部部学术专着,也都是填补空白之作,佛教研究是这样,语言学研究是这样,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也是这样,一部《糖史》,成为历史学领域独占鳌头之作,其地位足以与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相伯仲。

  季羡林先生做学问的彻底性,不仅表现在学术上追求新论、新意,还表现在严谨而细致的治学态度上。即便是遣词造句这样的小事,他也从来不敢稍有懈怠,年龄越大,地位越高,对读者的责任心越强。他曾说过,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有一些不常见的词儿,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使然。而到老年,胆子越来越小,经常翻查字典,往往是心中想出一个词儿,如果稍有怀疑,则以词典为据,词典中没有的,决不写进文章,简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意味了。他态度明朗地指出:我不敢赞成现在有一些人那种生造新词儿的办法,这些词儿看上去非常别扭。他就是抱着这样严肃的态度写作,决不含糊。他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没有灵感时,决不下笔。

  由于这些原因,王国维治学三境界中的第三境,即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所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境界,季羡林先生早就顺理成章地达到了,而且是有所超越。他达到的是一个新境界,那就是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所说的两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通过“勤”和“苦”,抓住一个问题不放的严谨态度,沉心静气地做学问,这就是季羡林先生“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也是他能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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